922年2月，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，关于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冲突的前因后果，他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。他发现斯大林加诸于格鲁吉亚“分裂主义者”的指控都是虚假的。
不过这时候的列宁他再明白过来已经有些晚了。但他毕竟曾是一位革命者，而且他需要托洛茨基的才能，所以没有对托洛茨基做出太大的进攻。但至少必须做出限制，至少在他在位时不能有所逾越。而斯大林，列宁将他视为保障自己最高权力的一个工具，也就是一条可以用来咬人的一条狗，斯大林的作用就是限制托洛茨基，就是作为强有力的执行者。
托洛茨基感觉到了这一点，在自己的自传中，他提到了斯大林不断被赋予权力，党的机器权力不断集中的的过程，也透露出列宁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政令行使的更为畅通。也就这样，斯大林开始掌握了党的机器，他从民族人民委员成为了苏共的总书记。
列宁的身体健康时，还能将他作为一件工具来使用，但现在他自己已经住进了护理室，实际上被管起来了。所以，列宁才总是抱怨，医生总是在加以限制，他对外界的情况总是一无所知。所以，列宁知道格鲁吉亚的真相后才如此震惊，事件本身尚且不论，更吃惊的是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势力和野心，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这件原来自己的工具反过来控制了。
斯大林获得了护列宁的权力，熟知中国历史，清楚雍正皇帝这一段历史的人不难理解，斯大林通过此举获得了继承最高权力的保障。列宁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管，所以才屡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信任，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件，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，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关系的信件的深层目的。但唯一能解除这一权力的是政治局，由于“三驾马车”和“五人小组”的存在，也就等于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弃这一权力，列宁这一目的无疑会落空。
列宁最终选择了与“托洛茨基同志一致”的意见，除了这次的“格鲁吉亚问题”外，在“对外贸易垄断权”、“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”、“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”、“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”、“党的官僚主义”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，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。然而，在几次重大斗争中，托洛茨基选择了“靠不住的妥协”，与列宁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。
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，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，还有获胜的可能，甚至在列宁逝世后，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“炸弹”，也仍有获胜的可能。但他却出于对“空位期”和党可能分裂的顾虑，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，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。
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，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，他还有所保留，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，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。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，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，竟然还去郊区打猎，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。
托洛茨基这样做，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，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，即便获得胜利，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。也许他是出于自信，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、叱咤风云、扭转乾坤的人，只要有机会，必将会东山再起。因此，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，从做青年工作入手。
但托洛斯基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的危险性，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。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，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，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，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。
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，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，所以就千方百计、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，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，在那些斗争中，尽管不排除策略，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，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。
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、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，斗争的双方是同志，所以允许人犯错误、允许保留观点，也给人改过的机会。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。”
926年春夏之际，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新的反斯大林派联盟，即所谓“托、季反党联盟”。他们挑起了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。他们提出的《世界分工论》、《超工业化计划》等理论和做法，在全党对未来一片乐观的情况下，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谴责和否定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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